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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版自愿登记制度

文章来源:admin 添加时间:2019/05/17

出版自愿登记制度

  制度
  我国著作权实行自愿登记制度,出版作品不论是否出版,作者或其他著作权人依法取得的著作权不受影响。我国实行作品自愿登记制度或者出版自动形成著作权登记,维护作者或其他著作权人和作品使用者的合法权益,有助于解决因著作权归属造成的著作权纠纷,并为解决著作权纠纷提供初步证据。
  发展
  古代
  商业出版活动存在于我国古代出版体系的各个阶层,而最具代表的是书坊刻书体系。坊刻以其敏锐的市场
  眼光、灵活的经营手法、独到的读者服务意识而独树一帜,其刻书之繁多、分布地域之广泛、从业者之众多、经营手段之多样,令官刻、私刻难以望其项背,可以说有了书坊刻书才有了我国古代出版业的兴盛与繁荣。大量的古代出版史料表明,读者服务意识贯穿了商业出版的整个经营活动;推销图书产品,占领图书市场,树立自身形象,无不以读者为着力点。分析古代出版商的读者服务意识,考察古代出版商的经营活动,对正确评价古代出版商的历史作用和做好今天的读者服务工作,应是不无益处的。古代出版商的读者服务意识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:满足读者文化需求的市场意识了解读者,从读者的文化需求出发,决定图书的选题、出书品种,是历代出版商的经营思路。书坊刻书通常被认为是"旨在牟利",牟利的前提是要有读者购买力的支撑。因此,书坊出书的品种繁多,经史子集、历书、医书、类书、阴阳、童蒙读物、科考用书无所不包,读者的需求就是出版商的选题。在满足读者文化需求的同时,也达到了"射利"的最终目的。
  现代
  在世纪之交的2000年,著名学者胡道静先生曾经说过:"我国是一个出版事业飞黄发达的大国,又是印刷术最早发明的大国,是雕版印刷术起源的国家,又是活字版印刷的创源地。但有一点是奇怪的,就是记载这些创造和记述出版事业蓬勃踊跃情况的材料并不活跃,显得很不相称。"因此,编辑史、出版史的研究比较滞后,至今还处在学科建设阶段。我国古代以来典籍浩繁,目录、版本之学和图书史、印刷史等发展较早,往往含有编辑史、出版史的重要内容,叶德辉的《书林清话》等,很有价值,但还不是编辑出版史的论著。上世纪20年代末,戈公振的《中国报学史》出版,可称"是中国新闻史研究的奠基之作"。1946年在上海出版的《中国出版界简史》(杨寿清著),作者显然受到近代西方出版思想的影响,在创作意图上
  接近出版史的要求,然而内容并不完整,篇幅也较单薄,但作为第一部近代意义上的中国出版史问世,是有历史意义的。新中国的人民出版事业在建设初期,出版家张静庐在出版总署任职,他首先重视出版史研究工作,独力搜集史料,开创性地编辑、注释而成的八大册《中国近现代出版史料》,在20世纪50年代陆续出版[3]。该书收集不少重要出版资料,限于当时历史条件,注重革命进步材料,又由于陆续搜集编辑,出版时间分散,读者查找不太方便。然而张著开风气之先,对编辑史、出版史研究的贡献,功不可没。
  20世纪下半期,新中国的出版事业走过起伏、曲折的发展道路,受到"文革"10年的摧残和破坏,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,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,出版业又重新走上迅速恢复、不断壮大和发展的征程。出版界经历了半个世纪漫长的历史,蕴藏着一股研究出版理论(包括编辑史、出版史在内)的热流。1983年6月中共中央、国务院《关于加强出版工作的决定》颁布,是新时期指导出版工作的重要纲领,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和深远影响,在中央文件中第一次提出加强出版、印刷、发行的科研工作,要建立出版发行研究机构等。从编辑史、出版史研究角度来看,就大大地调动了业内有识之士和一部分老出版工作者的积极性,他们纷纷从总结出版历史经验、撰写出版回忆文字入手,进入研究编辑史、出版史的行列。
  差不多在此前后,新中国出版事业奠基人之一胡乔木于1984年10月为在大学试办编辑专业给教育部写信[5],从北京大学、复旦大学和南开大学设立编辑专业开始,全国陆续有武汉大学、河南大学、南京大学等不少高等学校设置编辑出版专业以及出版研究所,并设置"中国编辑史"或"中国出版史"课程。这些措施,对于聚集专家,推动编辑史、出版史研究和培育人才收到显著的效果。比如已经有一批出版史的硕士、博士论文,有的还得到正式出版。
  目前在全国范围内,已经初步形成编辑史、出版史的老中青研究力量,涌现出一批优秀的研究、教学和创作人才。这支研究队伍是由出版业内人士、高等院校教师、研究生和相关科研部门热心编辑史、出版史的专家学者共同组成的。值得高兴的是,这支研究队伍尽管并不很大,但它的特点是在志同道合、取长补短、团结合作、携手前进的基础上形成的,可以说,这是出版界、教育界和学术界有识人士学术研究的基本力量。上世纪最后20年内的主要研究课题与成果,都是与这支研究队伍学术勤奋、辛劳开拓的努力分不开的。
  20世纪80年代是编辑史、出版史研究的活跃时期。1985年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、1987年新闻出版署党史资料征集工作领导小组先后成立,在组织、推动编辑史、出版史以及党的出版史研究方面,做了大量工作。先后在湖南大庸(1989年)、山西太原(1991年)召开过两次中国近代现代出版史学术讨论会,涉及太平天国出版、清末官书局、基督教在华的出版活动、民国时期的出版、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以及党领导下的国统区的进步新闻出版,还包括少数民族的出版,出版人物研究等。这些出版史研究的新成果得到交流和讨论,有助于出版史研究工作的推动。两次会议都出版过论文选编。1991年中国出版科研所曾以"我国近现代编辑、出版、发行工作的优良传统问题"列入科研计划(被纳入新闻出版署科研计划之内),成立了课题研究组。经过一年多的时间,得到出版界与高校编辑出版教育界等的共同参与,并在第七届全国出版科学讨论会上,集中研究、总结和讨论了近现代中国出版优良传统问题,进一步明确了研究出版优良传统的正确方向、重大意义和根本目的。袁亮在《发扬出版优良传统,促进出版改革开放》一文中说:"我国近现代出版工作的优良传统,包含了十分丰富的内涵。从时间上看,经历了上百年,包括了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两个历史阶段;从空间上看,包含上海、北京等许多地方的出版事业,其中有一批在国内外享有盛誉的出版单位,如商务、中华、三联、开明等出版社;从事业性质上看,既包括进步的出版事业,也包括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革命的出版事业;从出版界的成员来看,不仅包括数以万计的编辑、出版、发行工作者,也包括一大批为我国文化事业作出了杰出贡献的编辑家、出版家,其中有些还同时是政治家、文学家、理论家、科学家、教育家等等;从出版工作的作用上看,不仅对传播和积累科学文化知识、提高民族的文化素质发挥了重大作用,而且对我国反对帝国主义、反对封建主义、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,都发挥了重大作用。我们今天来研究、总结如此丰富的出版优良传统,其意义是重大的,其难度也是可想而知的。"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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